文化艺术改革刍议,一场议论引发的革命

原标题:一场辩论引发的革命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翌年,1919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这难免不使人想到,此事是否在三人的周密策划下进行的?实则不然,如同其它许多改革运动一样,它也是许多偶然的巧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云,当初他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是受了钱玄同的劝说,才动手写《狂人日记》的。同样,陈独秀与胡适二人也是不约而同的。个中原委,拙文拟详加陈说,并就《文学改良刍议》之产生、特征及在中国所引起的反响略作论述。

1915年,年轻的胡适在美国首举义旗,喊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文学革命由此而开端和发展。当文学革命蔚为大观,以后成为辉煌的历史时,胡适没有忘记他的好友、留美学生梅光迪,他说:“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就是因为他对我的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一、与陈独秀的接触

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

1916年3月3日,胡适曾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也开始了两人关系的探讨。溯源应从此信说起。胡适在信中道:虽然翻译西方名著是新文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但应对作品进行严格选择,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他指出,《新青年》第1卷2期上连载的《意中人》并无翻译价值,他把自己据美译本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同时寄给了陈独秀。后来,译作及信函一并刊于《新青年》第2卷1期。

胡适的文学改革的最初动议,应该说多半出自于偶然事件的诱发,这种诱发来自社会改革的热心人钟文鳌。此公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他的工作是每月将月票放进邮件中,再投寄给留美各地的中国学生。这位热心人乘便印了许多小传单,然后,一张张地夹放在信封内,传单的内容各不一样,大凡写的都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

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8月)离开中国,此前是否有过与陈独秀接触的经历尚不能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陈独秀作为他的安徽省的同乡,他是早就对其有所注意了。在《新青年》创刊的初期,他就对该刊的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留学生全凭月票维系生计和学业,每到固定的日子都在翘首企盼。当花花绿绿的传单从信封中抽出时,这些走出国门的天之骄子心中好不耐烦。他们大多抽出月票后,看也不看就将小传单投进废纸篓。胡适所接到的传单内容是:“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胡适非但厌烦,而且认为钟文鳌已是强加于人,滥用职权。少年气盛的他立即写信批评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同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已提到后来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基本精神的“八事”。该信后来刊到1916年10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2期上。

信发出后,胡适非常不安,不免又要谴责自己的骄傲和鲁莽,他为严重地伤害一个人的社会改革的自尊心而深深不安。他想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每天都在等待钟文鳌的复信,可是,自此往后,既看不到传单,更等不到复信,越是这样,他便越是懊恼,及至到了晚年,在谈及此事时,还是那样的负有内疚感:“这张小字条寄出之后,我心中又甚为懊悔。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所以我也就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并想在(文字改革)这方面尽点力。”

陈独秀在10月1日的复信中,对“八事”的精神表示热烈赞同。可以想象,这会给胡适带来多大的鼓舞,其后不久,胡便寄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这在他的12月26日的《留学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近作数文,记其目如下:一、《文学改良刍议》。……”综上所述,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上,使之面世的确乎是陈独秀其人;但不能由此便断言,惟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先发动者,因为就在两人仅限于书信往还的阶段,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构想即已成型了。

恰当此年,中国留学生成立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他被推选为文学股委员,负责年会分组讨论的论题。于是,他有机会用心用功研究、检讨语言文字的问题。他和同期留学的赵元任商量,决定本年度文学组的论题为“中国文字的问题”。他所作的论文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915年夏,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论文,首次提出古文之弊,他设问:“汉字究竟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此言一出,闻者哗然,难道中国人不正是借助汉字,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华夏文明吗?

二、留美体验

他认为,中国文字的教授方法,以为熟读背诵可得其窍,其实是费时费力,误人子弟。教授者全然不知“汉字乃半死之文字”。

那么,《文学改良刍议》的构思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由钟文鳌的传单而费尽思量,以为中国文字确实到了改良的时候,但是,他又觉得“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此时,他只是提出一些教授文言的改良方法,诸如讲解古书、学习字源、研究文法、试用标点符号等。他的一些更为激进思想的形成,是1915年夏天以后的事。

澳门游戏平台注册网站 ,其中之原委,胡适在自传性著作《逼上梁山》中有详细记述。我们从中了解到,在留美期内的1915年夏天,东美的华人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e and
Sciences),并召开了年会。发言者有赵元任和胡适二人,他们都是1910年赴美的同届留学生。

最守旧的是梅觐庄

赵元任发言的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元任就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作了论说,胡适就文言教授问题作了论述。胡文之主旨,我们从其《留学日记》中,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现阶段文言乃全国唯一通用书面语,终不可废置。2.汉字乃视觉文字,仅凭朗诵不能全面理解其意。3.教授半死的文字,应废弃以诵为中心的方法,先行译为活文字,再行教授。此外文章还有很多论述,而按作者主旨,纳其要者,大致为以上三点。

胡适和梅光迪在上海读书时,经胡适的宗兄胡绍庭介绍而相识,并成为志趣相同的朋友。后来,他们又先后赴美国留学。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梅光迪在西北大学。

当时,将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尚未被世人所认同。赵元任生于天津,精通北京话,是位有天生语感的语言学家。年会之后,他即埋头于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汉语拼音化工作。然而,如果让胡适与之同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胡适出生于安徽,从广义上说,安徽亦属北方官话区,但安徽话与北京话却有不少分歧。而且,同许多外地出生的读书人一样,胡适年轻的时候,也并不热心于北京话的学习,这从他1914年7月4日的《留学日记》中便可窥知:

澳门游戏平台注册网站 1

音韵之不讲也久矣。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甚矣,此事之为今日先务也。

胡适是个好热闹的人,到美国后到处演说,以至引起物议。梅光迪却支持胡适,并且赞叹道:“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他由衷地佩服胡适的才华,称之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甚至怀有良好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彼时,乡音各异的仁人志士们欲靠口语交流,恐怕要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还要难。他们为了让对方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得不常常借助英语,当年他们在年会上发言,用的就是英语。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往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家白璧德。转学前,他来到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共度暑假。他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回忆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胡适关注语音的统一问题,始于留学时代,受赵元任影响非浅。然而,他虽对赵元任的主张深表敬意,却并未介入文字拼音化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一时期,胡适非但没有提倡白话文,反而还充分肯定了文言文存在的意义。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他其后突然转变态度,提倡起白话文的呢?

梅光迪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诗中有着十分大胆的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进入新世纪。”

三、文学革命的开端

文学革命可谓是一鸣惊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多认为匪夷所思,荒诞不经。这时,梅光迪刚到哈佛,诸事缠身,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他们的好友任叔永倒沉不住气了,写了一首赠诗,将外国人名连缀起来,嘲笑胡适的文学革命:“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的转变,是从他把文言说成是“半死的文字”开始的。那个夏天,胡适同其他同学在东美的绮色佳度假,谈议中,他成了朋友们攻击的对象。其详情他在《逼上梁山》中是这样记载的:

胡适初读此诗时,不明其中的真义,当日,他在日记中疑惑地写道:“叔永戏赠诗,知我乎?罪我乎?”隔了几日,他终于明白个中三昧,于是,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文学革命的质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这时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都在绮色佳(lthaca)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般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变的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他极愿得到留美同学的理解乃至支持,可是,没想到正是“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惹来诸多“官司”。梅光迪首先发难,坚持“诗文截然两途”,根本不能混同。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胡适是在那时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词,而正是这个词,给后来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历史的大转折。从文中可以看出,“文学革命”并不是他预先即有运筹的,这从《逼上梁山》的题目上也看得出来。

胡适的胆子并不大,所设计的“诗界革命”仅仅是不避“文之文字”,以使诗更真实更随意而已。可是,梅光迪对于这点初级的要求却如骨鲠在喉,浑身的不舒服,一次一次的发难,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他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五、从文字论争到文学论争

胡适没有放弃,反而集中时间和精力,以至挤占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认真研究文学和文学史,以小心求证文学革命的合理性。1916年春,他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胡适何以称文言为“半死的文字”,而称白话为“活文字”呢?我们有必要作一定的探讨。

而到了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其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胡适将自己的考察心得,及时地向梅光迪陈说,以期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不愿独闯天下,真诚地希望能和朋友们共同探讨和实践文学革命。他坚信熟谙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不会悖于学理,说出违背真理的话。果然不出所料,梅光迪来信说:“骤言俚俗文学,必有旧派文学家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在汉语中,每一音节都有相对应的汉字,汉字总量超过5万,即使常用汉字也达数千之多。与此相矛盾的是,现代北京话的发音仅有400多种,即使按声调不同来计算,也只有一千上下。依靠听觉,用这一千上下的语音,去识别几千万的语义,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从前,赵元任曾用"shi"音的数十个汉字连成一句戏言,如用眼看,是很容易明白它的意思的;而用耳听,则是一连串的"shi"音,不知所云。这种矛盾,在以单音词为主的文言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众不仅听不懂,也看不懂。

胡适喜出望外,连梅光迪也自称“我辈”,他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他更坚信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一种为之前驱、舍我其谁的躁动,《沁园春·誓诗》中所抒发的正是这种气冲霄汉的豪情:“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弛。”

这种语言能够存在下来,靠的全是汉字。胡适把充满弊端的文言称作“半死的文字”,所据正在于此。本来,他未必曾非常在意新旧或雅俗的区别,更不用说执意追求废除文言,强迫他人守旧或革新了。但是他的朋友却不这样看他,在朋友的眼中,他是个赶时髦的传统破坏者,是个媚俗斥雅的俗物崇拜者。结果,是他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众矢之的。

老梅上战场

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语言方面,情势还会和缓得多,虽然在此问题上,较之主张音标拼音的赵元任,他算是保守的。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把争论的焦点从文字转到文学上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从他的《留学日记》中就领悟得出来。

1916年6月中旬,胡适前往克利夫兰城的途中,又和他的朋友们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他大胆提出要“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朋友们对此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钻牛角尖了,他们中还有人写了几首白话诗送给他,任叔永还决定在科学社的年会上,首次改用白话进行演说。

白话诗通过朗诵就能听懂,胡适立志于白话诗的写作为时甚早。归国后,他曾出版过《尝试集》,不过几乎没有新作。倒是留学以前就业已尝试的词的创作,数量陡增不少。

可是,时隔不久,围绕任叔永的一首诗的争论,又将他们的分歧引入莫此为甚的境地。胡适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绮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暑期的一天,绮色佳的朋友们泛舟凯约嘉湖,舟行湖中,便起波浪,他们立即向岸边划去,手忙脚忙之中,船在靠岸时弄翻。任叔永为记此趣事,作《泛湖即事诗》寄予胡适,诗为四言古体:“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是从为广泛传唱的曲子填词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样式。到了宋代,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固定下来。它在用词方面,白话词汇较多,比诗的语言简明浅显,句子也长短不齐富于变化。这些特点与现代白话诗虽有本质不同,但在格调类型中,却有很大自由。胡适可能从词的形式中,悟出了白话诗的刍形。

他看后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任叔永却不以为然,仍然以为所写覆舟一段为“全诗中坚”。他再致信任叔永,一改舒缓温和的语气,不客气地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为人憨厚的任叔永面对如此尖锐的“全盘否定”,再也不为偶得佳句而沾沾自喜,很诚恳地给胡适致信说:“顷读来书,极喜足下能攻吾之短。”有此胸襟和气量,本是文字游戏的一首小诗,总不会再另出枝节吧。

单就诗来说,较之唐诗,他更喜欢简明易懂的宋诗,并且还写下几首宋诗风格的作品。而单就唐诗说来,较之音律严谨、文法上破格较多的今体诗,他更喜欢简易的乐府和古诗。

这封信偏偏让梅光迪看到,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认为中国古诗文“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活文字”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那一时期,他还常有“文文字”、“诗文字”的议论。此处的“文”,系指散文;“诗”,系指韵文。他主张“要须作诗如作文”,即以写散文的格调去写诗。他认为这也是为现代白话诗奠基。他的这些关于白话诗的主张,也被朋友们视作向传统文化的挑战。

澳门游戏平台注册网站 2

争论反而使胡适更深刻地认识到文言的特异性、守旧性和作为一般语言的缺陷。“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这表明了他被“逼上梁山”的心境。

梅光迪真的动气了,胡适却乐了,并有意和他开开玩笑,你不是说白话不可以做诗吗?我偏要写一首给你看看。7月22日,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景下,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谨摘录如下:“‘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五、文学革命和“八事”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没想到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

绮色佳争论之后,同年9月17日,胡适送给自己的反对派急先锋梅觐庄一首诗:

熟读唐诗宋词的梅光迪,如何能容得此等不伦不类的怪东西,读罢此诗便勃然变色,发函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梅光迪再也不顾及什么学理和风度,而是排斥所有文学革命的试验,甚至批评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所谓“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间成为笑谈。

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未可止;

中国是诗的王国,胡适欲从“诗”突破,以开启文学革命的局面,确有知难而进的胆略。谁曾想到,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环顾左右,真有一种孤军荷戟的悲壮和苍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我对他们只有感激

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

历史竟会如此的巧合,胡适在大洋彼岸作诗:“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陈独秀则在大洋此岸的上海创办《新青年》,鼓吹和发动新文化运动。不久,也就是胡适处境最孤寂的时候,他的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他介绍陈独秀,并受陈独秀之托向他索稿,心情之迫切溢于言表:“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他们由此开始书信交往,胡适赞赏陈独秀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且具体提出文学革命八项主张,称之为“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对八项主张,除有个别的些微修订外,全都予以理解和接受。仅隔四天,陈独秀又去一信,语气更为肯定,断言“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疑。

澳门游戏平台注册网站 3

梅生梅生毋自鄙!

胡适受到鼓舞,开始构思文学革命的文章。文章写成后,在邮寄《新青年》时,又将文章标题改为《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此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受到朋友们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这虽是朋友间“舌战”的打油诗,属“私人”文字,却是最早的有关“文学革命”的文字记载。其后,朋友间的争论暂告一段落。翌年2月,胡适给陈独秀写了最初的一封信;8月21日,又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中有如下内容: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多日,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去信摧促其早早回国。胡适早已萌生归国之意,因为他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太孤寂了。他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施自己的文学革命的抱负。这天,他挑战似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5月29日,他告别迷茫和失望,开始为归国作准备。行前,他又作一首小诗,以表明其矢志不渝的决心:“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年来思虑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以上为形式上的革命。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语,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上的革命。

相关文章

Comment ()
评论是一种美德,说点什么吧,否则我会恨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