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电子游戏网址大全:履职尽责孜孜不倦,代表委员为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建言献策

  一是开发企业会想方设法躲避承担地下文物抢救发掘的经费及需要发掘的工期,甚至有的会采取夜间施工方式,那样即使地下发现文物也能悄悄地予以毁灭,从而导致了大量文物、遗迹及相关科学资料的流失。

考古队伍不足首先导致了一些地方地下文物抢救不力,文物损毁及科学价值损失严重。“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以文物的形式多分布在城上地下,而近些年,城市开发建设一日千里,许多地方由于缺少专业考古机构,大量地块未经考古即投入建设,不仅导致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长期存在,而且文物损毁的案例层出不穷,造成巨大的文化损失。”贺云翱认为,考古队伍的不足还导致许多地下文物未经正规考古即流入市场,这不仅是国家收藏及学术事业的重大损失,而且这些流入民间的文物缺失了科学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地层、遗迹单位、出土器物群、历史环境等宝贵信息以及一系列的科学资料,成为失去根本价值的孤立文物。

  近年来,全国已有少数城市关注到这一严重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

在贺云翱看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下简称名城名镇名村)承载着6千多年城市文化和1万年左右乡村文化连续发展所积累的有关历代城市城镇乡村建设中的空间选择、人地关系、规划设计、功能布局、风貌塑造、景观营构、交通体制、供水排水、街区形成、村落形态、特色建筑、历史地名、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其中包含的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普通人和著名人物的故事和遗迹、抵抗战争和灾害的事件、相关文学艺术作品、科技与教育成就、宗教及民间信仰、重要革命遗产等,最重要的是名城名镇名村向国内外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文化在城市城镇乡村中的创造、进程、交汇,也保存着助力中华文化复兴工程、文化自信及文化强国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文化资源。

  “现行的由开发企业承担开发地块地下文物的抢救发掘经费及发掘工期的做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行的文物保护法的主要内容,是在1982年制定完成的,当时的土地开发的主体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且土地开发量不大,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还不太突出。”贺云翱说,当前,土地开发企业已大多是私企或股份制企业,他们对自己要独立承担开发地块地下文物的抢救发掘保护经费及发掘的工期,而出土文物都完全归国家所有,甚至如果有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连开发建设项目都可能要被取消等做法不完全理解,于是,地下文物屡被破坏或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便趋向尖锐。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作者:徐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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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频繁地出现,文物保护任务艰巨。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根脉,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担忧:考古队伍捉襟见肘

  因此,贺云翱建议:一是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在拟开发土地出让之前即必须完成地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及发掘任务,以履行法律责任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确保国家文物的安全,同时也能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地下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相冲突的矛盾。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跨部门、跨学科,涉及面宽广,在进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调研时,我们发现在保护利用实践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贺云翱举例说,在土地开发中涉及文化遗产时往往会牺牲遗产保护,执法不严,保护专项资金不足;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不协调;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过分追求其经济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缺少专业人才和专门办事机构;参与学科比较单一;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滞后;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过度修复;流行拆旧造新;因高度商业化开发而缺失原居民及活态保护传承无法保证等。

  “如短期内在全国全面推行上述两条建议有困难,则至少应先在大中城市予以实行,再逐步全面推广到中小城市。”贺云翱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来做修订时,应将新的成功做法及相关要求列入其中,以永久解决我国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地下文物的安全保护问题。”

姓名:徐秀丽 工作单位:

  建议拟开发土地在出让前应完成地下文物抢救发掘

“反观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其专业考古机构远远多于我国,仅以韩国为例,其国土面积才相当于我国浙江省,但其专业考古机构却有130多家。”贺云翱说,“这与我国国土面积和文化遗产大国的实际需求严重不符。”

  “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见证。城市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经过多年的实践、理论总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实践证明,城市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青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说。

针对协调难度大的现实,贺云翱建议,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工作由中宣部总抓,并在原来由国家住建部主导、国家文物局协助的基础上增加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土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分工协同管理和推进该事业。同时他建议,加强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的基础性、跟踪性研究,实行精准施策;在管理要求上特别是对这些城市城镇乡村的主政者在考核要求、考核指标、考核机制、资金支持、产业引导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政策性安排和相关规定,才能够保证有关管理法规的有效落实;国家应尽早制定专门的法律,确保名城名镇名村的法律地位及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城市演进的历史需要挖掘、研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一方面我们的许多城址在无法留取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加速消失。

“作为文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一年来,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做好提案;二是加强履职实践,特别是参加与文博事业有关系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大遗址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重点课题的调研,一共跑了8个省,这让我不仅尽了履职的责任,也更多了解了相关情况。”谈到一年来的履职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据了解,江苏省苏州市从2017年开始,已决定由政府的国土储备部门在土地出让开发之前即安排拟开发地块的地下勘探和考古抢救发掘工作,相关文物勘探发掘经费由政府承担,不再向开发企业收取,这样做既保护了文物安全,又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的矛盾。

“相关部门要制定我国高校博物馆的建设规划,鼓励高校立足于本校优势学科而建设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发展的专题性博物馆。同时鼓励高校博物馆在满足本校需求的同时,为其他高校及社会提供教学、科研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国民终身教育服务。”贺云翱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开发地块地下文物抢救发掘保护方面,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在土地出让给开发单位之后,再进行拟开发地块的地下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而勘探及发掘的经费则由开发单位承担。

长期以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建设前考古”一直是通行做法,但实行效果不甚理想。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

  二是开发单位采取找熟人关系及权力部门说情的方式,尽量让开发地块减少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的面积,这样不仅同样会使地下文物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也会让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还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法律的严肃性。

“国家人事部门应会同国家文物部门、住建部门等尽快统筹规划,要求全国每座设区市和每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必须设立一个专业考古机构,专门负责本城市的基建考古。”贺云翱同时建议,考古出土文物在完成资料整理后应优先供给本城市国有博物馆展览使用,让城乡人民分享考古发掘成果和先人的文化创造,并促进各项相关文化事业的开展。

  据王瑞霞了解,许多已知城址未列入文保单位,特别是“城摞城”的情况,无法纳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补助范围,保护经费无法落实,再加之认识不到位,致使许多城址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这几年消失在加速。

《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条例》进一步理顺了考古工作程序,明确“储备用地先考古再出让”,是率先落实《意见》精神的地下文物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

  “这样做带来了两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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