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关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要:手工业作坊遗址,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部,北依连霍高速,西邻荥邙公路,南距索河3公里,总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于1981年,2004年及200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2010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在遗址南部发现了南外壕,并对外壕进行了勘探。2011至2013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在外壕内确认了两周时期呈“吕”字形的小城和大城。该遗址曾入选2010和201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是指各种古代手工业生产作坊或工场遗址(可简略统称为“作坊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而“手工业作坊”(或“工场”)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一定专业化程度的手工业生产体及其空间。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不仅是整个近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在手工业考古方兴未艾的今天,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H2228中的熔炉残块堆积

  手工业作坊遗址属于古代文化遗址的一种类型,因此,作坊遗址考古无疑具有遗址考古的一般性特征。“一方面是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有关手工业的遗迹、遗物和其他信息,另一方面是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基本方法,对各种实物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就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而言,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科学的地层划分和空间控制、完整准确的记录、遗物标本的科学采集等方法和做法,都是最基本的。

2015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在大城内进行了系统勘探和发掘,在大城中北部发现了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包括两周时期的制陶、铸铜、制骨遗存,以及汉代砖瓦窑、铁器窖藏等。2018年,对大城中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再次进行了发掘,并对小城西南部的大小城壕连接处进行了解剖。截至2018年底,在大城中北部揭露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陶窑10余座、灰坑1500多个、灰沟50条、墓葬36座、瓮棺葬18个。遗存大多属两周时期,也有一些为汉代或唐宋时期。

  但是,手工业作坊遗址毕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遗址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作坊遗址考古同样有别于城址考古、聚落考古和居住址考古等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从手工业考古的任务出发,根据作坊遗址考古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要求并结合我国手工业考古的实践,就作坊遗址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是必要的。

Y4

两周时期的手工业遗存以铸铜为主,还有制陶和制骨遗存。其中铸铜区揭露比较完整,北邻水池状遗迹,并与小城外壕相通连;西侧为制陶作坊;南部及中部有柱洞、基槽等建筑残迹。目前已出土陶范约3000块。可辨识器型包括鼎、簋、壶、簠、钟等礼乐器,剑、戈、矛、镞等兵器,节约、辖、镳、辕首等车马器,以及铲、刀、凿、斧等工具,还有环、泡等。另外,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空首布銎芯范。陶范之外,还出有较多熔炉和坩埚残块、铜渣,以及铜刀、陶管、磨石等铸铜相关遗物。

  毫无疑问,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无疑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学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古代社会生产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手工业生产是古代社会两大主要生产领域之一,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最为古老的一种产业,于是,古代社会生产的考古学研究离不开手工业考古,也就离不开作坊遗址考古。尤其是相对于古代社会两大主要生产的另一个领域——农业生产而言,手工业生产遗存更易于保存下来,于是,作坊遗址便成为近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主要遗址类型之一。从考古学的实践来看,城址和聚落考古无疑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从史前聚落到历史时期的城址中,无不包含有作坊遗址而使之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作坊遗址考古,城址考古和聚落考古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凡此种种,这里无须展开讨论。

H1029泥料坑

  从手工业考古的视角来看,作坊遗址考古在整个手工业考古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与手工业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密切相关。

根据陶范的器型和纹饰,结合共出陶器的特征,可将官庄遗址出土的铸铜相关遗存初步分为两期。第一期的典型遗物为饰有重环纹与瓦纹的模、范。标本H1966⑤:2簋范,橘红色,背侧有明显手指按压痕迹。型腔微内弧,上部为两周重环纹,下部饰三道瓦楞纹。残高14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所铸器物应为腹径在20~25厘米之间的铜簋。标本H1941:14簋耳模,灰色,弧形,饰重环纹,残高4.5厘米,宽3厘米。横截面为圆形,直径1.3厘米。这两件范、模恰能够组成典型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簋的形态。结合共出陶器,第一期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早期,上限或可到西周末。

  首先,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以及产品研究,都是手工业生产研究最基本的内容,而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作坊遗址考古。因为,“通过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不仅可以发现和获取与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工具和设施、产品、半成品和废弃物,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若干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准确了解各种遗迹、遗物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据此比较准确地复原当时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是认识手工业生产本身的关键”。

H2061中的铁器

  其次,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是手工业考古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这一研究的基础就在于作坊遗址考古。因为,通过对作坊遗址的发掘,可以获取该作坊的产品以及与其产品直接有关的制作工具等实物资料,据此可以准确判定该作坊的产品及其类型和特点,进而根据考古发现的该作坊产品的地域分布状况,考察其产品的流通及使用状况。譬如,魏晋以后不同窑系和窑口的产品流通乃至使用状况,主要是基于瓷窑址的发掘,从而究明不同窑系和窑口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然后结合其产品的分布状况分析而逐步认识的。

第二期具有典型年代特征的遗物为饰有交龙纹、连体龙凤纹的陶模和陶范。标本H1187③:167莲瓣模,为器盖上莲瓣装饰的模,呈灰色,泥质,胎体细腻。该模整体呈曲面状,两端均残,厚约1.3厘米。模面施交龙纹,龙身有两道平行细阴线,并有数个凸钮。标本H1187③:93莲瓣范,青灰色,范体较厚。范面凹曲,整体形态为一个有尖莲瓣,下端残缺,莲瓣内填以多条交龙纹,并在龙身交叉处设圆形小纽。此件陶范正是由标本H1187③:167一类的陶模滚压制成的。这种莲瓣陶范已发现有14件之多。标本H1187②:10连体龙凤纹模和标本H1187③:50爬兽装饰范也是此期的典型器物。结合层位及共出陶器看,第二期铸铜遗存的年代晚于第一期,大致属春秋早中期之际至春秋中期。

  再者,作为手工业考古基本研究内容的生产者研究、经营管理方式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研究等诸方面,同样与作坊遗址考古密切相关。尽管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难以获得与上述研究直接相关的资料,但是,通过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可以准确认知作坊的产品及其特征,可以了解作坊的结构和规模等;同时,不少作坊遗址中还有与工匠生活直接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及工匠墓葬遗存。据此,可以考察生产者及其状况和经营管理方式。同样,只有在相当数量的作坊遗址田野考古的基础上,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研究才成为可能。譬如,关于战国时期铁器工业的性质和产业布局,之所以得出了“铁器生产遍及中原列国,官营和私营铁器工业并存发展”的认识,主要根据在于中原列国地区制铁作坊遗址的大量确认和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

空首布銎芯

  从我国手工业考古的实践看,在25个乃至更多的手工业门类中,石器工业、骨器加工业、陶瓷烧造业、青铜冶铸业、铁器工业、制盐业、造纸业、酿酒业和采矿业等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和长足进展,尽管与它们的生产遗存易于留存下来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手工业门类的作坊遗址田野考古的长期、持续开展和深入研究。作坊遗址考古在手工业考古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制陶遗存集中在发掘区西部,目前发掘有陶窑、泥料坑等,出土有陶拍、陶垫以及泥坯、烧制变形的陶器残次品等。一些灰坑内还发现有较多沙子,可能与夹砂陶的制作有关。H1029为袋状坑,底部堆积有较多夹砂泥块,形状规范,应是制备好的制陶泥料。另外,发掘区北部多个灰坑中发现有典型的制骨废料。从出土遗物特征看,制陶、制骨等活动也集中于春秋早中期,与铸铜作坊大体同时。

连体龙凤纹模

  作坊遗址考古中首先的和基本的问题,是作坊遗址的认定。这也是作坊遗址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手工业门类不同,其作坊遗址认定的依据也就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在考古资料尚且有限尤其是关键性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如何认定。

手工业作坊区内还清理有多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和瓮棺。有的墓内出有未经烧制的泥器,很可能是居葬合一背景下的工匠墓葬。

  先以制骨作坊遗址为例。关于制骨作坊,马萧林曾提出:“在考古遗址中,制骨作坊一般应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有比较固定的生产活动空间;第二,作坊内(即原生堆积)或次生堆积中出土的骨器加工工具,例如残破的锯条、铜刀、砺石等;第三,作坊内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成品、坯料和废料之间具有制作工序上的关联性,即能清晰地看出骨器加工的整个流程”。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又指出“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原生的作坊遗迹”。况且,许多所谓的“制骨作坊”仅仅经过了考古调查和钻探而未经发掘;即使经过一定的考古发掘,但发掘资料尚不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譬如,1986年至1987
年间发掘的安阳花园庄南地H27,属于殷墟文化3 期和4 期,面积约550
平方米,出土破碎的兽骨近30 万块,其中80
余块带有锯切痕迹,据此发掘者认为“H27
可能是堆放废弃兽骨的废骨坑”。但是,有学者据此推测,花园庄存在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制骨场所,并且“花园庄商代制骨场所是专为宫廷选用占卜用骨(牛股胛骨)所设立的作坊。该作坊兼作骨器与角器等骨质产品——是由王室直接控制的制骨场所”。然而,后经有关学者综合分析后认为,“花园庄附近可能存在制造骨器的活动,但是这种制骨活动是否构成大型作坊的制骨活动,还不能肯定”。“H27
内玉器、铜器等各类遗物都有发现,说明其也可能是宫庙区的王室成员弃置生活垃圾的场所。”可见,仅仅根据花园庄H27就判定其附近存在制骨作坊,显然证据不足。基于制骨作坊遗址的内涵及其认识,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制骨遗存,被区分为2
处制骨作坊遗址和5
处骨器加工点;西安丰镐遗址冯村北发掘出的西周灰坑及其骨料,被推定为西周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的制骨遗存中,有3处被认定为制骨作坊,另有3
处则未被认定。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作坊区域内还发现了一些祭祀坑,所用牺牲包括人和动物两类。H2248坑底发现两具成年人骨,双手被绑缚,似被活埋。一些祭祀坑内发现了完整的动物骨架,主要包括牛、羊、猪三类。另有一些坑内集中堆积散乱猪骨。这些埋有人牲和动物牺牲的遗迹,很可能与铸铜等生产中的祭祀活动有关。

  再看制陶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是考古发现最多的作坊遗址类型之一。但是,关于制陶作坊遗址的判定,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共识性的标准。据统计,我国考古界关于制陶作坊的判断方法有七种之多,甚至形成了“制陶作坊本来就应该是各个生产步骤在一起的,依据烧陶产生的遗存的任何一种特征都可以轻易地判断这里是不是制陶作坊”的认识。戴向明在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后提出了判定制陶作坊遗址的标准,即“与陶器生产场所相关的直接证据基本包括四种要素:(1)与生产、储存等有关的房屋建筑;(2)各种生产设施,如陶窑或烧制陶器的火坑等;(3)制陶工具和原材料,如转盘、陶轮、陶垫子、陶拍子、模具、刮子、陶土和陶泥,等等;(4)陶窑废弃物和残次品,如烧坏的陶器、碎陶片、烧土块、炭灰等等”。后来,王迪进一步进行讨论,“考古学所说的制陶作坊是进行陶器生产的场所……考古学上的制陶作坊应该定义为:占据聚落空间构成的一部分,至少在这里制坯和烧陶的生产步骤一起完成”,并据此提出了制陶作坊遗址的五个辨识原则,即:(1)陶窑周围出现制坯相关的典型遗迹、遗物,则认定陶窑和制坯相关遗迹、遗物构成制陶作坊;(2)区域性中心聚落中陶窑集中分布,则认定陶窑集中区域为制陶作坊(区);(3)陶窑附近有同期的房屋遗存,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4)同期的陶窑与居住区在空间上相分隔,且居住区中罕有陶垫等制陶工具出土,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5)发现烧制特殊的或者精致陶器的窑,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制陶作坊。很显然,尽管学术界判定制陶作坊遗址的标准及其表述有所不同,但作为生产设施的陶窑和制陶工具,都被视作认定制陶作坊的主要依据。

莲瓣模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尽管手工业的门类不同而其作坊遗址认定的依据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作坊遗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即:(1)原材料;(2)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包括生产活动的场地、空间和建筑物);(3)产品;(4)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及生产废弃物;(5)其他遗存(如仓储、居住、管理设施及墓40
葬等)。上述诸要素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是最主要的,如确有发现即可认定为作坊遗址;其他要素则需要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并存,方可认定作坊遗址的存在。一般说来,制骨作坊遗址,主要根据骨料、半成品、下脚料和加工工具等认定;制陶作坊遗址(包括历史时期的陶建筑材料作坊遗址),主要基于作为生产设施的陶窑的存在而认定;商周秦汉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往往以铸模、铸范等的发现为依据而认定,如安阳洹北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作坊遗址、侯马白店东周铸铜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往往是根据尖底杯、圜底罐、将军盔等制盐器具和盐灶、卤水槽、储卤坑等制盐设施而认定;东周及其以后的制铁作坊遗址,一般以窑炉或冶铸遗物为依据而认定,如河南温县西招贤村汉代铸铁工场遗址、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作坊遗址、陕西杨凌邰城汉代铸铁作坊遗址等;史前和商周时期的石器加工场和石器作坊,主要是根据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生产废弃物等的共存而判定,如福建长泰县后厝山商周时期石器制造作坊等。

东周遗存之外,还发现了1座汉代砖瓦窑,出土大量筒瓦、板瓦。此外,还清理了3座砖砌窖穴、1座砖砌灶、1座水井、1处铁器窖藏,出土有铁釜、薰炉架、犁铧、戟等较完整的铁器。结合附近钻探出土的铁渣来看,此地在汉代可能有冶铁作坊。

  上述作坊遗址认定方法的可行性,从其他作坊遗址考古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佐证。偃师二里头宫城以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绿松石废料坑(04VH290),包含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此判定这里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周原西周时期的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中,“没有标志性的建筑遗迹或者其他附属设施”,而主要是大量的石料、成品、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各种石玦加工工具,以及工棚类设施遗存等。南京明代造船厂遗址,清理出34
处木构造船设施,出土多种船用构件和各种造船工具,可证其为造船厂。但是,广州秦汉“造船厂遗址”,由于其生产设施“船台”的结构及其功能的认识不一致以及未见船用构件等,导致学术界对其性质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爬兽装饰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手工业生产的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和生产废弃物等,往往被视为作坊遗址存在的证据,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类遗物的所在地点(指原生堆积,不包括次生堆积),可能是作坊遗址的核心区,但也可能不是作坊遗址的核心区而是其边缘地带,因为,有些作坊的生产废弃物往往有单独的堆放区,并且往往与生产加工区分隔开来,尤其大型作坊遗址更是如此。

本年度对小城西南部的大、小城城壕连接处进行的解剖表明,小城城壕的挖造早于大城城壕。大城城壕是在小城城壕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挖造的,其深度也较小城城壕浅。

已有发现表明,官庄大城中北部在春秋早中期前后存在一处综合性的手工业生产区,铸铜、制陶、制骨等多种手工业活动集中分布,相互间又有一定界限。结合往年的发掘和勘探工作来看,大城内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铸铜和制陶作坊。可以认为,伴随着两周之际的社会变动,官庄小城、大城和外壕相继建造,铸铜等手工业活动随之在城内外兴起,且占据了突出地位。

  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作坊遗址考古的关键所在。前已述及,作坊遗址考古既有遗址考古的一般性特征,更有其特殊性要求。就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至少有下述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官庄遗址已发掘的铸铜作坊区相对完整,遗迹布局有一定规律,出土了从制范到浇铸打磨等多个环节的遗存。作坊年代正处于春秋时期新的铜器风格的形成时期,其发掘对于探讨西周至春秋青铜器风格的转变,以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有重要价值。该作坊生产的器物种类众多,包括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和钱币等,部分模、范纹饰精美,所铸器物形体较大,具有较高等级。发现的数十块空首布芯,是目前国内较早的铸钱遗存。

  其一,“作坊遗址的发掘,应着眼于作坊的布局结构、各种生产设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各类遗物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如作业区、原材料和产品仓储区、废弃物堆积区、工匠生活区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及遗物的特点等”。因为,作坊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个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和载体,人们在这个空间中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为媒介和平台,利用各种工艺技术对原材料进行一系列的生产加工,使之最终成为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简单还是复杂,其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生产工具和设施相互关联,生产、仓储和工匠生活相互关联,不同的空间与不同性质的遗物相互关联,各种空间相互关联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空间布局结构及各种遗迹和遗物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便成为作坊遗址发掘的首要的着眼点。唯有如此,才能对作坊遗址获得整体的把握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对各个局部、各种遗迹和各种遗物功能和性质的认识,以及工艺技术流程的复原研究。

铸铜作坊内大量陶范与陶器共出,提供了郑州地区两周之际至春秋时期陶器与铜器编年的对应关系,这对进一步推定相关遗存的绝对年代,进而探讨两周之际社会变动等重大问题有重要意义。

  譬如,唐宋时期瓷窑遗址的布局一般是以窑炉为中心,两侧堆积残次品和废弃物,然而,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宋时期的秘色瓷窑址的布局也是以窑炉为中心,但窑炉西侧是废品堆积区,两者之间用多道匣钵挡墙隔开,而东侧是制坯场所,包括2
座房址和多个釉料缸等。又如,2016年湖南桂阳桐木岭明清时期炼锌作坊遗址的发掘,对一处炼渣堆积形成的三角形山体平台进行全面揭露,确认了其总体的布局结构,即由一个焙烧单元和2
个冶炼单元呈“品”字形分布;究明了冶炼单元的内部结构,即以槽形炉为主体,在其一侧集中分布有储料坑、搅拌坑、精炼灶、堆料区、碎料区以及相关的房屋建筑,周围有环形围护设施等;同时,比较完整地复原了当时的炼锌工艺流程。这是作坊遗址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

官庄遗址在汉代很可能再次成为了一处手工业生产活动集中地。发掘出土的铁制品及勘探所见铁渣等遗物说明,此地在汉代存在一定规模的铁器生产活动,生产器类多样。砖砌窖穴、铁器窖藏等设施的发现也说明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稳定性,这为研究汉代荥阳地区的铁器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当然,在考古实践中,将一个作坊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完整揭露的实例其实为数不多,而发掘揭露的往往是一个作坊遗址的局部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首先需要从空间布局结构出发,关注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譬如,2012年山东章丘东平陵城汉代制铁工场遗址的发掘,虽然揭露面积达700
平方米,但仍然仅仅是该工场的一部分。发掘清理出的6 座熔铁炉中,有5
座东西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并以此为界将发掘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熔铁及铸造生产区,北部为堆放生产废弃物的灰沟;出土遗物有铁器、铁板材、铸范以及鼓风管残片等,但未见矿石以及与炼铁有关的遗物。据此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一处综合制铁工场,已发掘部分实际上是该工场的熔铁浇铸生产区和废弃物堆放区的一部分,铸范可能是来自该综合工场的制范生产区,铸造铁器所用的铁板材来自于另外的炼铁工场,其产品主要是梯形带孔锄板,工场的性质为东汉时期的一处官营铁工场。

(郑州大学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郜向平 赵昊
丁思聪)

  其二,作坊遗址的发掘,应着眼于不同门类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差异和特点。因为,手工业门类不同,其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及其流程、产品以及废弃物等各不相同,其作坊的空间所在、规模、布局结构、内涵等各不相同,作坊遗址中的遗迹和遗物的种类、功能和分布等也各不相同。

作者简介

  譬如,制陶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是窑炉、陶器成型的工具,以及产品和残次品;制瓷作坊遗址除了窑炉、加工工具和瓷器及残次品外,还有澄泥池、釉料坑、各种窑具等;制骨作坊遗址中,作为生产设施的遗迹少见,而最常见的是各种加工工具、骨料、半成品和骨器产品;炼铁和炼铜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是炼炉及其废弃物、矿石原料、碎石工具以及炼渣等;铸铁作坊遗址中最常见的是熔铁炉及其废弃物、铸范、铁材、产品及残次品等;铸铜作坊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炉址、坩埚、铸范和铸模等;至于造纸和酿酒作坊遗址,就更有其自身特点。

姓名:郜向平 赵昊 丁思聪 工作单位:

  2007 年—2009
年间江西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发掘,在福纸庙作坊遗址650
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宋至清初的房址、沤竹麻塘、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火碱坑、尾砂坑、石砌坑池、石砌水沟以及柱洞等遗迹;同时在周岭村和西溪村先后清理出由引水渠、水车池和工作间等构成的水碓14
座,揭示了当时从伐竹到沤料、煮料、腌料、舂料、配药制浆直至抄造成纸的一整套造纸工艺流程。浙江富阳泗州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同样是主要发现了棚屋类房址、水井、大型铺石灶址、石砌水池、石砌水沟、石槽、大陶缸、灰坑等与造纸相关的设施,以及石磨盘、石臼和石碓头等遗物。很显然,造纸作坊遗址主要的遗存为各种造纸设施,以及制浆的杵臼、石碓及石磨等,独具造纸作坊遗址特色。

  江西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始自元代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烧酒作坊遗址。2002年发掘揭露300
余平方米,清理出元代至清代的水井、炉灶、晒堂、酒窖、蒸馏设施以及房基、路面等建筑遗存,出土石磨盘、石臼、拌糟用的木工具、晒堂上用的竹签等工具以及多种瓷酒具,由此揭示了当时烧酒作坊的布局结构、烧酒酿造的工艺技术流程及其设施。1999
年发掘的四川成都水42
井街酒坊遗址,清理出明代早期以来的遗迹和遗物主要也是与酿酒直接相关的酒窖、晒堂、灶坑、圆形酿酒设备基座等酿酒设施,石臼、石碾、石盛酒器等工具和用具。2003
年—2004年发掘的四川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清代酒坊遗址亦然。很明显,酿酒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烧酒酿造过程中的各种设施、相关工具和用具等,与其他类型的作坊遗址判然有别。

  其三,作坊遗址的发掘,既要注意总体布局的把握,也要动态地观察其变迁状况。因为,一个作坊从建造、使用到废弃都有一定的时间过程,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有所修缮或改建。

  不同作坊使用的时间跨度,差别甚大。有的历经数代,长达数百年,譬如,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沿用至清王朝灭亡,前后延续了542
年”;李渡烧酒作坊,自元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成都水井街酿酒作坊,从明代一直沿用到近现代。有的时间较短,甚至仅有十多年。譬如,西安汉长安城北宫南侧的砖瓦窑作坊遗址,1994年清理出砖瓦窑址20
余座,其使用时间仅仅是汉初至汉武帝时期的数十年甚至更短,因为该砖瓦窑场“是专门为附近宫殿等建筑的营建而设的砖瓦窑场,建筑施工结束,窑场也就随之废弃了”。1996
年在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殿址东北侧发掘的砖瓦窑场作坊遗址,清理出唐代砖瓦窑21座,是专门为营建含元殿而设的砖瓦窑场,随着含元殿的建成,砖瓦窑场也就废弃了。

  一般而言,大多数作坊的使用时间多为数十年到上百年。无论时间长短,一个作坊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扩大或缩小、增建或改建等。譬如,明代至现代的“水井街酒坊遗址上的酿酒生产基本上是在连续不断进行的,当晒堂L3长期使用后,由于多种原因将其废弃,在其上修建其晒堂L2;当L2
使用多年废弃后,又在其上修建了晒堂L1”。这就要求在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种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判定,按照共时性的原则去观察和分析各遗迹和遗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历时性的视角动态地观察其演变,否则,便无法获得准确的认识。试举数例。

  2004年安阳市孝民屯新石器时代晚期窑址的发掘中,清理出陶窑址6
座,其中,Y1 和Y2 共用一个操作坑,Y5 和Y6
共用一个操作坑,那么,共用一个操作坑的2
座陶窑,究竟是同时并存同时使用的,还是一座废弃之后另一座才建造使用的?类似的情况,2001年在山西夏县师冯汉代窑址的发掘中也有发现。该遗址清理出的2
座窑址是南北向排列、两窑相连的地坑式烘范窑,两窑共用一个操作坑,但地层关系及建造和使用状况表明,Y2
晚于Y1,两者并非同时并存、并用。

  1998 年在西安汉长安城西北隅发掘清理6
座窑址,分三组分布,其形制可分为两种。发掘者认为,这6 座窑址与1991
年在其西侧发掘的2
座窑址属于同一组窑址,建造时代大体一致,应属于西汉时期,“主要产品是日用陶器和作为建筑材料的板瓦”。鉴于这6
座窑址在结构上可分为两类,而同一窑炉不可能既烧日用陶器又烧板瓦,或可认为,这处作坊遗址在其使用期间发生过一次大的变化,即曾先后烧制陶日用器皿和板瓦两种不同的产品。由此论之,2012年山东昌邑东利渔汉代瓦窑作坊遗址发掘的22
座陶窑,也有可能不是同时建造、同时使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废弃旧窑、建造新窑的过程。

  2004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的发掘中,在珠山南麓清理出馒头形窑炉14座,其中有上下3座窑炉遗迹叠压打破的情况,发掘者推断,“这批窑炉的年代为明宣德至明万历时期,最上层的8座有可能是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

  从研究的实践看,一个作坊遗址的历时性观察,不仅是全面认识其始建、变迁直至废弃过程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了解该作坊遗址在当时手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变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侯马铸铜遗址布局结构的历时性观察和分析,初步揭示了牛村古城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演变过程,尽管其某些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无疑是研究作坊遗址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其四,作坊遗址发掘中生产遗迹的发掘和记录,在注意其形态、结构和大小等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建造状况、使用痕迹、功能和废弃原因等,这是作坊遗址发掘有别于其他类型遗址发掘的一个重要方面。试举数例。

  河南辉县孟庄遗址二里冈文化陶窑的发掘中,发掘者注意到窑壁的烧土块夹杂有草杆和草叶等现象,推测IT6Y1
的“建造方法可能是先在地上挖坑,用草拌泥制成陶窑室,然后再用火烧烤成形”。

  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陶窑,其窑箅大多是与整个陶窑一起掏挖而成的,与窑柱和窑箅连为一体,虽多已坍塌,但“窑箅的上平面较平整,多涂抹砂质泥浆;下平面不甚平整,掏挖形成的窑箅多有工具痕迹”,即可为证。 

  2002年扶风县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发掘清理出的西周中期的H8、H29和H97等3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址中不仅出土了与制玦相关的下脚料、石玦残次品及生产工具,而且“平面形状西周时期半地穴或地面房址更加不规则……从结构上说,这类建筑设施不同于一般家庭居住的房子,室内地面虽有踩踏痕迹,但显得比较粗糙,没有(一般居住址常见的规则的)灶坑、柱洞等常见设施”。据此发掘者认为,“这类类似于房子的建筑遗迹可能相当于工棚类设施,是工匠从事石玦生产的场所”。由此得到一种启示:作坊遗址中形制不甚规整、建造状况不佳、生活设施不完善的房址或浅坑类遗迹,可能与当时的工棚类设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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