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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地缘研究】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边疆

2018.01.13:第一章-地理与历史(P53-114)

作者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第一章主要是从中原、草原、过渡地带(边疆地区)、西域、雪域、西南、海洋等七个地理区域的角度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发展,读下来真是大开眼界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太容易受困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明发展,很少会有这么大角度且全面地从每一个地理区域角度来解析历史,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观点。

关键词:超大规模性;草原;中原;边疆;豪族社会;平民社会

做了较为详细的笔记摘抄,其中还有一些不可置信的疑问,留着后面有针对性阅读某个时代的历史时再来逐一验证:)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其间中原与边疆互为条件,互构历史。从周秦至汉唐,中原对互市的控制促使游牧帝国的产生,而游牧帝国的军事压力又会导致中原豪族的兴起、政治秩序的衰败。唐朝的建立是依靠边疆的力量,重整中国秩序,而安史之乱终结汉以来的世族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走向古代平民社会,从而走上了不可逆的大一统路径。元、明、清都是草原提供安全秩序和中原提供财政秩序的二元帝国。西方近代秩序的到来打破了二元帝国的内在均衡,导致中原秩序取代帝国秩序,边疆的意义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并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第一章:地理与历史

  • 以长城为南北分界:1)中原帝国 Vs.
    游牧帝国,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2)互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
  • 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为东西分界,
  • 以浙闽丘陵、两广丘陵为海陆分界。

1、中原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以知 “礼” 自居,对 “礼”
的遵从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 “礼”
的系统化表达,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对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

国人(君子)Vs. 野人(小人):

  • 儒家尊奉的礼仪秩序,最初一种自生秩序,源于传统,贵族制为载体。在周代,这些贵族源自武王与周公对于同姓与近臣的分封。
  • 诸侯带领本族人到封地武装殖民建城而居,称为:国人(君子);
  • 被征服者则居于城外,称为:野人(小人)。
  • 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差不多是这种意义上贵族的绝唱)

2、草原

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可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但规模上限约
150
人,超过则要依靠规则来治理,要么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
“150人定律”,或 “邓巴数字” )【之前看得《人类简史》这本书也提到这个 150
人规律】

  • 秦统一天下前,并无太强悍的草原民族,历史中的记述多为被中原诸侯国利用来对抗其他中原力量,比如: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犬戎便是申侯的利用对象;
  • 秦统一之后,蒙恬
    “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也并不强悍;
  • 直到西汉帝国,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why?原因如下:)

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马具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why?原因如下:)

草原获取资源的两种方式:战争与贸易。

  • 没统一前,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获取战争物品马匹,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
    ==》此时,草原通过贸易获取资源的成本比较低;
  • 中原统一后,中原帝国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甚至规定一个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此时,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草原的小部落就必须联合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人口远少于中原帝国,但战斗力却很强,因为:

  1. 草原军队的机动性,
  2. 草原上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
    因此,对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而中原帝国则是净消耗。

草原帝国,严格来讲是部落联名,大可汗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掌握对战利品的分配权,以此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

继承逻辑
草原上:兄终弟及(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但是当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后,该由谁的子辈来继承是个问题。==》草原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如古语云
“胡虏无百年之运”)
中原帝国:父终子及(君主象征正当性的作用,在这里君主的能力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

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客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really?
下回读汉唐历史时注意参照一下是否如此】

草原上的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沟通的萨满教有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baidu:
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3、过渡地带

草原到中原的过度地带,就是长城沿线,又称为 “边疆地区”。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无意愿统治中原,常是劫掠一番后回草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为
“外部边疆战略” 的一种 “榨取-保护”
关系。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关系【really?】

草原帝国在遭遇周期性的阶梯危机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
“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解梦,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如,南匈奴借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

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 纯粹的草原统治者,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
    “外部边疆战略”;
  • 纯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 “垂拱而治”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轻扰”
    的自我节制,唯有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

因此,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

  • 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草原之雄)
  • 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
  • 如,拓跋鲜卑的北魏王朝,辽代的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清代;

4、西域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导致:

  • 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
  • 就定居地区而言,无力保护自己,需要外部力量的进入,已在当地形成秩序。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
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

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商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

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

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

5、雪域

雪域高原,号称地球的 “第三极”。

从大区块上,亚区域分为:

  • 安多地区:今天的青海大部、甘南地区和四川西北,是高原上最重要的游牧区域,茶马贸易中的
    “马” 主要来自此地;还提供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即青海道;
  • 康巴地区:今天的西藏东部、青海西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等;
  • 卫藏地区:对历史上的 “卫” 和 “藏” 及阿里地区的合称;
    • 卫:藏语表示
      “中心”,指西藏的中心区域,后又称为前藏,以拉萨和山南地区为中心
    • 藏:后藏地区,以日喀则为中心

吐蕃,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开始从印度引入文字,与大唐的文成公主和亲引入佛教,通过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

佛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更适合一个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回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

高原-草原的联系从元到清经历了复杂历程:

  • 雪域获得了超越于彼此竞争的诸教派之上的普遍秩序,这是帝国对于雪域的政治秩序输出;
  • 雪域因其宗教性,而实现了对于帝国的精神秩序输出。元明清三代,皆有以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进行自我政治整合的作法。

6、西南

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

西南地区的居民来自:1)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2)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下逃入深山的人群
==》斯科特所称的 “逃避的社会结构”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持续的自治倾向,如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后来的吴三桂等,大西南地区核心的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7、海洋

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将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从浙江东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地区,切割成一连串面积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

黑格尔曾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

自我组织并不代表无秩序,只是不依赖外部强加的秩序。自生秩序常会依托既有的组织资源,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组织资源来源于宗族秩序。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

  • 南洋是个社会概念,其特征是通过海洋实现的社会网络构建;
  • 帝国是个政治概念,其特征是军事与政治征服即秩序正统性的担当。

多元一体:指的是 “一体” 的政治性统一,“多元” 的社会性差异;“多元”
并不能否定 “一体” 的政治逻辑,“一体” 也不应无视 “多元” 的社会逻辑。

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进入20世纪以前,南洋最重要的几个华人方言群体:闽南方言群体、潮汕方言群体、客家方言群体、珠三角的广东方言群体。

会党组织的凝聚力:1)拟宗族共同体的认同;2)侨居地对于本乡神灵的共同祭祀。

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桐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兰芳共和国:客家人在南洋多以经营采矿业为主,建立起类似东印度公司的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其领袖人物罗芳伯于
1777 年将一 “公司” 改建,在婆罗洲成立了著名的 “兰芳共和国”,一直存续到
1886 年。【高晓松的晓说里有一期有提到】

总结:

中国的草原-中原-海洋三种生态-地理-经济环境的历史互动中,

  • 在古代:
    • 草原-中原关系:秩序的生成线,
    • 海洋地区:则是陆地的附属物,是逃避中原帝国统治者的去向,
    • 中原-海洋关系:构成秩序的传播线;
  • 近代:
    • 海洋-中原关系:变成秩序的生成线,
    • 海洋:成为一个最具能动性的力量,中原必须适应海洋上到来的变化,
    • 中原-草原关系:则构成了秩序的传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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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大规模性与多元大一统

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地区与其他文明区域的交往规模很小,是一个相对孤立发展的体系。之所以称其为一个体系,在于今天中国所覆盖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内的多重亚区域构成的。这些亚区域基于地理—气候—生态差异而形成,每个亚区域都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从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会形成大不一样的秩序逻辑。

这些亚区域的秩序逻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互构,互为条件,互为解释,互为意义背景。这种互构性达到了如此一种深度,以至于脱离开其中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其他方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因此就是这些多元亚区域持续地共生、互构的体系史。(相关的多元互构逻辑,参见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要理解中国历史,有两个要素是我们必须纳入考量的前提。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个要素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中国历史的主要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主要切入点,都在对这两个要素的把握里面。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对比东西方文明,更容易看清楚。

与中国的中原地区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这意味着,收税的成本很高,统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有好多人都尝试过要一统欧洲,诸如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他们对欧洲的统一没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够短暂地做到,很快又会瓦解了。因为无论哪一个政权想要一统欧洲,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从而对那些反抗的区域性政权获得压倒性优势。所以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

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征税的难度远远小于欧洲,统治的成本也低于欧洲。所以在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世家大族被打碎成为小家庭的结构,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发生在“唐宋之变”,所以,在宋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这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相应地,在古代历史上,东西方世界的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也有着重大区别。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在多元竞争的情况下,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于东亚大陆的这个体系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农耕与游牧这两大对峙区域,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东亚大陆的这个体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均衡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内部均衡关系。外部均衡关系就是历史上多元亚区域之间的外部对抗关系,呈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冲突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宋金对峙等等。外部均衡经常是通过战争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当然,此时的亚区域之间也还是互构的,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逻辑仍然是相互解释的,无法脱离开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内部均衡关系,就是指多元亚区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庞大帝国,如元、清等帝国;由于亚区域的形成是基于无法被消除的地理—生态—气候差异,所以统一的帝国内部仍然是多元结构,帝国通过对治理技术的改进,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是不一样的,对整个体系来说,最终会向整体组织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对峙的各方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体系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下,帝国的军队规模就小得多,组织成本大幅下降。那么,在不存在外部要素扰动的情况下,东亚大陆这个体系最终就会向内部均衡的方向演化,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就是这种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

由于前述的超大规模性所引出的历史逻辑,在内部均衡状态中,一方面,边疆必定会被整合到帝国当中,从而形成远超中原的超级大一统;另一方面,边疆与中原有着一系列的差异,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边疆,也会成为中国政治秩序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要理解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于中原与边疆的互动逻辑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而这种互动逻辑,又随着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有着相应的变化。从汉唐之间的世族社会,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线索,对应地也有着东亚大陆体系的变化逻辑。

二、中原—草原的互动

与中原豪族社会的形成周秦之变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秩序变革之一。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周秦之变不仅仅带来了中原秩序的巨大变革,同样在草原上也带来了巨大变革,可以说,正是周秦之变使得草原上开始出现游牧帝国,进而浮现出贯穿此后整个中国历史的边疆问题。

这里就涉及到草原与中原的不同秩序逻辑,需要先对此进行解释。

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无法像中原一样以农耕的方式谋生,只能以游牧为生。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通过官僚征收赋税,通过赋税养活官僚——但它们的建立都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草原上因此无法建立官僚制,因为其根本无法建立必须的中央财政。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力决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关系的人数上限是约150人,这被称为“150人定律”,也被称为“邓巴数字”。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从依靠熟人关系治理,到依靠规则治理,群体规模的临界点就在150人左右。参见[英]罗宾•邓巴:《你需要多少朋友:神秘的邓巴数字与遗传密码》,马睿、朱邦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2-26页。)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获得的办法有两种:战争与贸易,而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办法。问题于是转化为,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贸易?只要中原没有统一,则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需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获得比市场均衡价格更好的贸易条件。对小部落来说,倘若联合起来,不仅其自主性会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联合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原统一,则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面对这种状况,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强大的游牧帝国于是出现了。(笔者的相关思考深受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格鲁塞、杉山正明、王明珂、姚大力、罗新等人著作的启发。([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还拜读过姚大力和罗新两位先生的多篇相关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也就是说,中原不统一,草原就不会统一,或者即便统一了也很快便会解体;中原统一之后,草原便会统一。而一旦草原统一了,反过来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成为中原帝国存续的首要约束条件,进而改变中原内部的演化路径。这在汉朝前期,便带来了中原社会从散沙状的平民社会向豪族社会演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商鞅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秦汉的农村都是杂姓村,不许同姓聚居。这类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如此则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基,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利于集权秩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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