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游戏平台注册网站】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

原标题: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简帛发现层出不穷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西汶艺术网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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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前,一则“柳诒徵先生藏书因后人分割遗产不均被纵火烧毁”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令人唏嘘不已。此后一两个星期内,劫后余生的一批柳诒徵先生旧藏便陆陆续续出现在国内某旧书拍卖网站上,更是进一步证明此前传言非虚。

这一批出现在拍卖网站上的劬堂旧藏以拓本、民国诗集为主,最后大多以善价成交。而其中笔者所低价购得的则是一本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的小册,或因没有标题而未引得太多藏家注意。然查内页可知,此书实为劳幹先生1943年所著《居延汉简考释·
释文三》之初版石印本。在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分别为“劬堂藏书”、“柳诒徵”,左上角则有朱笔所书“翼谋先生转交”,可证此书确为柳诒徵先生旧藏。

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

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

这本被安志敏先生誉为“视沙畹、王国维二氏之著述无愧色”的汉简研究巨著此次免遭火劫可谓不幸中之万幸,而其书命运之坎坷实则远不止于此,足可为近代中国学界艰辛之见证。该书虽于1943年方首次付印,但劳幹先生对居延汉简的释读工作早在近十年前(1934年)便已开始。是时,最早负责整理居延汉简的刘半农先生骤然离世,“释文则由三机关委人分担。北平馆委向觉明兄,贺昌群兄,北大委余让之兄,蔽所委劳贞一兄,各成一部分”(见傅斯年致袁复礼函,1940年)。其后两年内,劳幹便已完成自己所负责的释文内容,并以晒蓝本的方式制作成册。而就在傅斯年已开始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此书时,抗日战争爆发,史语所被迫转迁西南,居延汉简以及晒蓝本释文转由沈仲章秘密送往香港大学保存,出版自是无望。劳幹先生在《居延汉简考释·
自序》中所说“在北平未沦陷以前,由马叔平、向觉明、贺昌群、余让之诸先生和我作了一部分释文,也因北平沦陷失去”便是指此段经历,是可谓《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之第一劫。

而据邢义田先生之研究,这一部分释文其实并未“失去”,至今仍分别保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劳幹先生当年并未能够将已作成的释文带到大后方,故不得不依靠居延汉简的反体照片重新开始释读工作。而此时史语所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北平时期,1940年自昆明迁至李庄板栗坳以后,更是日见艰难,以致一向傲气的所长傅斯年都不得不提笔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诉苦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而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劳幹仍用去数年时间“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重新写就《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不得不令人敬佩。可就在释文重新作成之后,付印又成一难题。印刷费紧张不说,当时的李庄也没有合格的纸张与铜板,而仅有的刻字工作者更“仿佛像汉代墓画上的摇钱树”一样忙于承接各方交代的印务。于是,史语所只得以石印的方式先自行印制三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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