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考古成果提升认识 科技走向田野
综合研究成果频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2014年度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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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以下简称探源四期)的考古工作在2014年取得扎实进展。2014年探源四期各课题所涉的考古工作均顺利开展了相关研究。在进行繁重田野工作的同时,共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5部。

 

  2014年度的探源工程考古工作收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田野考古工作新收获不断更新中华文明的复杂性

 

  良渚古城2014年的工作集中于莫角山遗址。发掘证实,莫角山顶平台上有沙土夯筑面、建筑遗迹等多种遗迹。同时,在大莫角山的西部至少已确认了南北两排共4座大型房基。本年度的工作还确认了大莫角山围沟的年代与形成过程——大莫角山南面的房屋遗迹和石头墙基遗迹修建在围沟填土之上,说明围沟曾在良渚文化晚期被废弃填平。本年度良渚古城另一重要发现,是基本确认了环绕大莫角山的石围墙围合情况。勘探情况显示,石围墙东西长约238米,南北宽约114米,墙基遗迹宽35~65厘米,多数区段仅保存底部一层石头。此外,在大莫角山东部、大莫角山围墙以东发现与围墙相连的多条石构遗迹。有的石构遗迹组成框状结构,其中一处保存相对完整的框状结构长约25米、宽约23米,面积达570余平方米,推测可能是大型建筑的墙基遗迹。但部分石构遗迹纵横交错,结构、性质较为复杂,可能有石构墙基、石路面、石磡等各类遗迹,有待下一步工作的分辨。

 

  陶寺遗址的新发现对陶寺古城本身布局演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认识,对中原地区“内外城”制度的起源也提供了关键证据。2014年度陶寺古城的田野工作,集中在大城城垣疑似的东南门、大城西墙Q3和中期大城北墙Q4南段、宫城城垣东北角和西墙,并对可能是宫城的排水沟进行了解剖。本年度的工作揭示,陶寺文化早期宫殿区确立之后,即开挖口宽约7~12米,深约8~9米的堑壕围护宫殿;随着早期城址外城Q8和Q9的修建,宫殿区外围的堑壕被填平并夯筑了宫墙,因之形成了宫城,面积约13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时,宫城城墙全面拓宽。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宫城北墙Q15和南墙Q16遭到破坏,部分区段甚至成为小型墓地。陶寺文化晚期时,被损毁的宫城城墙曾被短暂复建,但修筑粗疏,不久之后宫城便遭彻底损毁。本年度陶寺遗址田野工作的另一重大意义,是通过田野发掘发现,陶寺早期宫城北部和西部很可能没有外郭城;陶寺文化晚期,宫城复建时,外郭城可能并未被复建。本年度的田野工作还确认了宫城ITG17和IG18为人工沟渠,很有可能与陶寺中晚期宫城内的排水水系有关,这对于了解史前都邑给排水系统规划,也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古城发掘了韩家圪旦地点,该地点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东墙中段西侧,东侧连通内城东墙上的一处城门遗址,西侧与皇城台隔沟相望,南北临沟。该地点共发现墓葬41座、房址42座。多组打破关系表明,该地点墓葬晚于房址,遗址经历了从居址向墓地的转变过程。发现的房址均为窑洞式建筑,常见两或三间组合的连套结构,一般后(主)室为全窑洞,前室则多为另行覆顶的半窑洞。所发现的灰坑往往是与房址相关的储藏设施。发现的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石棺葬两类。土坑墓多为近东西向,墓葬规模差异明显。最大者长约4米.、宽约3米、深约6米,墓主位于墓室中央,仰身直肢,棺外又有1至2人不等殉人,墓室设有壁龛,用于放置随葬品。石棺葬以石板搭建葬具,未见任何随葬品,墓主多为青少年或孩童。截至目前,石峁城址内部已经确认的重要地点除韩家圪旦外,还有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夜蝙蝠塌、圆圪堵等。这些地点均有居址或墓葬发现,清晰地表明了石峁城址内部各地点在不同时期其功能区划发生过变化,是细化研究石峁城址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素材。

 

  本年度除对石峁古城本身的田野工作外,还对与石峁遗址同处秃尾河流域的桃柳树沟遗址、庙石摞子遗址、刘家畔遗址、虎头峁遗址等石城聚落进行调查,特别是在前三处遗址中发现与石峁城址结构相似的“内外城”环套结构。从目前调查成果可看出:第一,石峁城址确为陕北地区面积最大和内涵最为丰富的石城,当为中心城址,或已具都邑性质;第二,秃尾河流域可能为陕北地区石城文化圈之核心,该流域的石城等级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二里头遗址在完成了繁重的阶段性报告整理出版任务之后,于11月开始在宫殿区南部继续进行系统钻探,预计这项工作将对该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为进一步探明2号、5号基址区域部分遗迹的性质、结构,并对2号基址、5号基址精确测绘、照相,将对相关区域进行复查和补充发掘。

 

  在上述都邑性遗址的新收获不断更新中华文明复杂性的同时,各区域中心性聚落在2014年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系列新线索。

 

  在黄河上游,西城驿遗址本年度发掘的四坝时期遗存可分为早晚两个年代组。第一年代组遗存主要包括土坯建筑3座,墓葬1座。土坯建筑有套间和单间两种结构,前者甚至有5间相套的。第二年代组遗存房址则有柱洞,平面为较为规整的长方形。这一发现对了解四坝文化的分期以及前后行为与生业方式的更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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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河中游,本年度杨官寨遗址的工作仍然是围绕着对该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展开。通过对遗址中部大型池塘遗迹H796进行的发掘并结合往年发掘的排水沟G7,初步推断H796可能是环壕聚落中部的供给水设施。依托中华文明探源项目支撑,“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考古调查工作也顺利开展,目前已完成杨官寨遗址附近的马南、韩村遗址的调查工作。在马南遗址西侧发现疑似环壕迹象,该遗址可能是一处与杨官寨年代相若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这些发现为宏观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层级组成结构提供了依据。

 

  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继续进行,截至目前已确认周家庄为一处面积为4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期聚落,聚落内有大型壕沟环护。通过解剖崔村一带新发现的遗址北部和西部壕沟,确认了北部大、小壕沟均形成于龙山时期。这一发现,无疑对了解周家庄遗址的范围、布局及功能区划有重要帮助。

 

  新砦遗址在东城墙之外发现了新砦二期文化的居住遗迹,这一新收获拓展了新砦城址及其外围区域的范围。本年度的发掘还发现了新砦二期文化的3座陶窑,可能为探索新砦的手工业作坊区提供了线索。

 

  在黄河下游,城子崖遗址完成了对1930年代纵中探沟的复掘,重新确定了龙山、岳石两个阶段的城墙结构,确认龙山文化城内北部围壕是城内重要区域的防护与界限。复掘确认,遗址最初依托的黄土台地中部有一片低洼地,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并未形成大范围积水,春秋时期此处方才形成大范围水面,但并不稳定。纵中探沟南部发现的岳石文化大型夯筑遗迹紧贴岳石文化南墙根,形状由于后来破坏不甚清楚,现存面接近长方形,面积可达1千多平方米。该遗迹最初范围较小,后经大规模扩建。贴覆于岳石文化夯筑遗迹北端斜坡上的沙土铺垫道路,南端叠压二里岗上层墓葬,因此对其时代的认识有所调整。

 

  在长江上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和广汉境内鸭子河流域的南北两岸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上游(西北)方向共计发现17处遗址。这批遗址距三星堆越近,分布越密集;分布面积不等,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第三~四期相同,时代主体相当于商周时期。这批遗址的发现为三星堆遗址群聚落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同时,课题组在对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城墙和仓包包城墙两个地点的试掘工作中,再次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并有疑似水利设施的遗迹露头。在鸭子河上游的什邡发现了箭台村遗址,首次在三星堆遗址以外发现有成规模分布的三星堆二、三期文化遗存。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高地区域进行了发掘。在高地东端发现大型建筑基址F23,在距F23西部约110米处发现另一组大型建筑基址F24。两组建筑之间还有另一组大型建筑基址待确认。两基址方向一致,与城墙平行,朝向西南,结构与之前鼓墩子、杨机坊发现的基址一致,以长方形主体房屋为中心,左右两侧有耳房。2014年工作的另一收获,是对宝墩遗址内城的空间布局有了新的认识。可以确认,宝墩内城主要分布有五处相对独立的聚落,其中田角林、杨机坊、鼓墩子三处聚落的空间布局大体一致,均以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小型房子、灰坑、墓葬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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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游的工作在2014年也有一定进展。

 

  石家河古城的工作集中在印信台地点。该地点位于西城墙中段护城河西部,为一相对独立的台地。遗址第3层下暴露的至少3个以上的相互独立的方形台基遗迹,明显不同于石家河古城内其它生活居住类的遗址,遗迹性质相对单一。遗址出土的遗物也相对单一,以厚胎陶缸、厚胎红陶杯等数量最多,且多数出土于台基或其边缘。推测该地点很可能是一处大型的祭祀场所,而相互套接的厚胎红陶缸、厚胎的红陶杯等可能是石家河遗址特有的祭祀用具。

 

  城头山遗址2014年考古工作主要有两项收获,一是对遗址西南部屈家岭文化时期护城河外庙坟上台地的发掘,确认台地是人工修建的大型台基,始建年代不早于城头山大溪文化四期,废弃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很可能与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护城河同时修建。另外,该台地底部发现早至大溪文化二期的系列柱洞与灰坑遗迹,可证在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城址外地势较高的西南部也有人居住生活。收获之二,是对遗址南部正对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豁口部位的护城河的发掘,揭示出一处石家河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该土台应是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头山遗址护城河废弃淤积后,当时先民向城外南部扩展空间和清淤活动的产物。

 

  清江盆地2014年度的工作主要围绕新干牛城进行。本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有四:第一,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半倒焰窑,也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半倒焰窑。这一发现,推翻了汉代以后半倒焰窑技术才得以定型传播的陈说。第二,发现了与窑炉共存的作坊遗存,包括作坊挡墙、储泥池、水井等一系列反映商代陶瓷烧造工艺流程的遗迹。第三,发现了与陶瓷手工业作坊共存的排水沟、码头等反映陶瓷流通的考古遗存,似乎暗示,牛城遗址存在一个较完整的陶瓷生产和流通体系。第四,本年度的发掘证明了内城墙的存在,对研究牛城的布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凌家滩对遗址西部内壕沟进行解剖。发掘确认,壕沟宽近30米,自深约2米。新石器时代沟壁较平缓,沟底较水平。壕沟延伸至贵族墓地南侧20余米内的部分年代仍属凌家滩时期,宽度约24米左右,沟最深处距地表4.4米以上,中间有15米左右的空白地带应为进出的通道。钻探资料显示,壕沟在向东延伸50-100米后,最深已达7米以上。通过本次发掘,证实了整条壕沟开挖年代确为凌家滩文化时期,工程规模较大,应属国内同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的壕沟之一,反映了凌家滩文化时期已具有一定的公共资源调配能力。

 

  在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民遗址进行了第四次抢救性发掘,对南区和北区边缘区域进行了清理,共计清理房址10座,墓葬1座。在遗址南区清理房址3座,北区7座。这些房址平面呈“凸”字形,居室呈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方形,结构为半地穴式,门道朝东南。北区房址布局成排、规整统一,房屋间隔3至5米左右。根据最新的C14测定,该遗址年代距今约5100至5500年,大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

 

**科技分析走向田野  田野发掘延伸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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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学科研究联合攻关,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学术特色,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力量,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将多种科技采样、检测、分析与研究运用于田野考古工作,已经是探源工程考古工作的共识,并已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2014年,多学科联合研究的新亮点是,科技采样、检测、分析已不限于实验室,科技考古学者深入田野一线,已成为常态,而田野发掘已延伸至实验室。研究链条的拉长和科技手段的前置,带来的是更多有效信息得以保存和获取。

 

  2014年,年代课题继续深入田野一线获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进一步充实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参与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

 

  环境与生业考古课题组在黄河流域对环嵩山地区、晋南地区、陕北地区、鲁北中部地区、黄土高原西部开展的田野调查和剖面探测结果,为了解晚更新世大洪水、气候变迁、小麦传入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在长江流域,课题组对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澧阳平原进行了田野调查,并进行了获取人工与自然剖面材料、测量沉淀砾石层,采集年代学样品等工作。对长江流域中全新世古洪水事件环境考古研究、全新世以来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对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与生业研究是探源工程最能体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子课题。2014年度,该课题为探索重要资源如盐、铜、绿松石的产地溯源等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田野工作。金属资源课题组在西辽河流域、赤峰北部、锡林郭勒盟、太行山东麓、秦岭东北段、安徽铜陵、鄂东南等地区新发现或新认定了22处早期冶炼遗址,为早期金属资源的获取,获得了全新的一手资料。研究发现,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勃兴,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产生本土化找矿、高温控制和制模翻范技术的知识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青铜冶铸技术能够被迅速地吸收、消化并改进提高,创造了辉煌的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显示了中原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优点。田野踏查与实验室分析的综合结果显示,鄂豫陕绿松石矿脉上北矿带的云盖寺矿可能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器物的矿源之一。动植物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家和古DNA研究专家也深入田野一线,与田野考古同行通力协作,对20余处遗址的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同位素测定、人种与基因检测等问题继续联合攻关。

 

  同时,田野考古学家也越来越多认识到“实验室考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且可以兼顾发掘清理、信息采集、文物保护与展示。在探源四期,福泉山良渚文化大型墓葬M207的“实验室考古”,不但更好地保护了以象牙权杖为代表的精美文物,更为发掘者保留了墓葬的细节信息。这无疑是近年来实验室考古发掘的一个缩影。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多学科联合攻关,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在2014年先后举办了江西清江盆地及赣西北考古遗址现场会、凌家滩遗址发掘现场会、城子崖发掘现场会、三星堆遗址现场会等协调各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资 料 整 理 

 

  2014年,探源工程所涉及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27处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持续进行。

 

  考古专题报告编辑工作在2014年度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二里头(1999~2006)》系统总结了1999年至2006年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学术研究成果。煌煌五卷本的报告出版,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参与研究的综合成果,为未来报告的编辑及采用现代科技获取更多田野考古信息提供了新的范式。本年度出版的田野报告还有良渚遗址群的系列报告之一《卞家山》。

 

  在2014年,多部大型田野发掘报告进入了实际编辑与出版阶段,《张家港东山村》已交付出版社,《民和喇家》《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洧溱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区域调查报告》编写工作也已经接近完成,准备交付出版,上述报告预计将在2015年间陆续出版。另外高陵杨官寨、禹州瓦店、八里岗、西坡、三星堆、田家沟等探源工程所涉的区域性聚落中心遗址的发掘报告,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辑阶段,出版已可预期。

 

  为及时公布探源工程2012至2013年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各发掘单位克服各种困难,整理出20余篇发掘简报。在《考古》杂志社的全力配合下,已从2015年1月起陆续于《考古》杂志刊布。

 

多学科研究成果 

 

  基础材料发布之外,综合研究的发表与出版,也是2014年探源工程综合研究的一大亮点。张弛教授撰写的《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已在文物出版社发行,该书对新石器考古墓葬研究既往较少关注的葬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陈建立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则系统展现了十余年来中国早期金属冶铸研究的最前沿进展。杨建华教授撰写的《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是中国学者对两河流域文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研究为开展中外文明对比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明研究员编著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文献概览:1950~2011》也在2014年夏季于科学出版社出版,为考古材料形而上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14年,除出版的研究专著之外,还有约70篇探源工程的研究论文,在《考古》《考古学报》《第四季研究》《地理学报》等专业期刊陆续发表,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进行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

 

  2015年是探源工程四期的收官之年。通过2014年扎实的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大规模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的推广、比较研究资料的准备以及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总结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工程正为最终提炼升华出有关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的系统理论阐释,进行着稳步和扎实的积累。
(执笔:常怀颖  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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