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重庆的抗战,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原标题: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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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叶剑英等最后撤离了武汉,于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周恩来工作了8年。可以说,重庆是周恩来抗战时期最主要的阵地。

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党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职务,直接领导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他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和个人魅力,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建立起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文化力量的储备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岩”:周恩来在重庆的根据地

组织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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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环境复杂,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作难以开展。为此,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18号,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来到武汉。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中央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虽然周恩来任副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战工作上的领导亦如此。不久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亲自参与组建南方局,并担任南方局书记,全盘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
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党参政员林伯渠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据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回忆:“当时文委主要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人手虽少,但效率却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理论、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南方局文委的业务范围很广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打交道”,“还有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他还包括宣传、出版、报刊等都是文委关注和领导的。”
“叶以群是党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协助老舍工作的,就像冯乃超是党派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政治部)去协助郭沫若工作一样。文化组的全部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活动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文化组每隔两三周就要开一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往往从晚上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结束。会议讨论的都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比如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文化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对国民党开展文化斗争等策略;以及《新华日报》在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乃至社论的内容和题目。所有这类问题,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作出决定。”

刚到重庆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在闹市区的机房街70号。周恩来觉得这里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工作,就决定寻找其他合适的地点。

由于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周恩来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简称八办)有文艺小组;南方局有文委;三厅也有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至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等。与三厅一样,文工会也有党组织,依然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两个小组,互不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办事处的同志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找到了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她在城外化龙桥红岩村有一个农场,有200多亩地,种了很多果树,周围人家很少。周恩来决定在这里建造房屋,作为新的办事处。这里就是红岩嘴13号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了“喉舌”作用,分别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1月9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周刊成立不久,他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

在饶国模的帮助下,红岩小楼很快建成了。小楼一共3层,一楼是办事处,二楼和三楼是南方局的办公地。这之后,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取得联系,周恩来平时也住在这里。

武汉失守后,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设有营业部、发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平时,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导帮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投入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很多文委的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概有100多人。在这里,大家一律平等,吃住都是一样的。为响应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们自己在空地上种菜、养猪,以改善生活。办事处里还设有救亡室,大家经常一起唱救亡歌曲,逢年过节还排练节目。虽然这里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是同志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融洽、亲密无间。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在重庆,坐落在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很出名。这是一幢3层的楼房,可以俯瞰嘉陵江。因为地处市区,交通比红岩方便许多,但环境却复杂很多。国民党首脑机关就在离此不远的上清寺地区,在通往周公馆的唯一一条小路旁就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住所,巷子两侧的各种店铺实际上成了特务的哨所,专门负责监视周公馆的动向。周公馆二楼的一侧还住着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和他的家属。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平时办公到很晚或是需要同人谈话时才会住在这里。这里实际上成了南方局设在市区的派出机构,南方局的军事组后来将办公室和宿舍设在了这里。

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周恩来立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受到国内外华侨的欢迎。

另外,离红岩不远的虎头岩,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报社的营业部设在市区民生路240号。因为这里往来的人很多,不太引人注意。周恩来常常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在营业部二楼的工作人员宿舍里约人会面。

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文化抗战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被大家称为“三岩”。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战斗了近8年的时间,很多个日日夜夜,他都是在“三岩”度过的。“三岩”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中心。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统区公开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抗战基地。

领导抗战文化军

1938年2月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主管第三厅的工作,即抗日宣传工作。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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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筹组第三厅干部人选,制定第三厅的工作方针。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武汉成为了国统区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涌入武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爱国知识青年很多。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基本的保障,但他们的抗日热情都很高。周恩来考虑如果把他们收揽进第三厅,能够壮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全国抗战的广泛开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因此,政治部建立后,周恩来同陈诚、黄琪翔等国民党政要及中共代表团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议第三厅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宣传方针、活动方式等问题,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

在第三厅筹组过程中,郭沫若由于其学识、才能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厅长人选。为促成郭沫若、阳翰笙这些进步的文化界名人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于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来武汉就职,并嘱咐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国后对到第三厅工作存在顾虑,因为他考虑到政治部其他各厅厅长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很难合作。他曾提出:“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经过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和解释,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乃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有关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重庆的文化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有了一支抗战文化军。

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阳翰笙到武汉后,周恩来向他阐述参加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说:“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当时,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原政治部第三厅是由重庆文化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组成的。1940年9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委派张治中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去找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蒋介石害怕因此增强了共产党的实力,失掉人心,于是在几天后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告诉他们打算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仍然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原第三厅的人员一律聘为委员。回来后,阳翰笙等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当然看穿了蒋介石的图谋,但是他觉得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他鼓励大家:“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

当时,国民党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据阳翰笙分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可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国民党为控制第三厅,任命复兴社的刘健群为第三厅的副厅长。周恩来领导郭沫若等人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巧妙的斗争,他们均未出席前几次部务会议。2月24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说明在与陈诚的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就职”,但嘱其“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3
月1
日,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厅。为确保该厅工作的顺利进行,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了人事、经费自定、工作计划三项条件,在获得陈诚首肯后才正式出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被任命为第三厅主任秘书。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阳翰笙、谢仁钊,专任委员有茅盾、杜国庠、田汉、洪深、翦伯赞、胡风等10人,兼任委员有老舍、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张志让、邓初民、吕振羽等10人,这个阵容比当年的第三厅更加强大。委员会成立后,虽不能像第三厅那样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但它的成员以其自身的专长著书立说、讲学论争、从事文艺创作,一样在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确保第三厅的实权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厅的具体人事安排。周恩来希望把三厅组建成为团结社会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机构,广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加入这个抗日大本营。第三厅内各处、科干部人选一般是阳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后请示周恩来,由周恩来最后决定。经过反复协商,他们最终确定了第三厅内三个处的干部人选,胡愈之为第五处处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政治部第三厅干部的配备体现了周恩来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共同抗战的思想。该厅成为当时国共两党及与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该厅各处、科干部中有共产党员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董维健等;有救国会的徐寿轩和张志让等;还有原国民党武汉行营政训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招揽了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张署、叶浅予、马彦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时还联络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参与抗日宣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大部分干部配备就绪后,1938
年4 月1 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

国统区的民主氛围不浓,文化活动也很受限制,大型的群众性集会基本不被允许,这就需要探寻新的活动途径。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到郭沫若家里去,提议文艺界开展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在武汉时期,周恩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厅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他的工作总是那样有条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强烈的词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不紊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利用第三厅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

这次纪念活动的会场设在中苏文化协会。11月16日,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4个大字。到会的既有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张道藩,还有苏联来宾、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2000人,冯玉祥在会上致贺词,场面非常盛大。周恩来在会上高度赞扬了郭沫若,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

在武汉失守迁移重庆后,人员减少,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第三厅仍坚持开展各种活动,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宣传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完全对立。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便对第三厅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等进行迫害。对第三厅人员也步步紧逼,三次强迫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要求“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第三厅的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亲自找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提出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他们,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召见了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等人,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话剧是周恩来领导山城文化抗战的又一种形式。《屈原》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剧目,是郭沫若1942年1月在重庆写成的。他借屈原之口说出了抗战时期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愤怒,借屈原的时代象征当时的时代,借以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风等记者、诗人、作家、教育家、历史学者、作曲家。虽然文工会不能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但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批进步人士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给文人祝寿和创作进步剧本等方式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文工会从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时间里,利用合法地位团结了文化界广大进步人士,为抗战、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学术活动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该剧的创作、排练和上演都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关心。在剧本创作之初,他就同专家一起详细讨论;剧本定稿后,他又组织人力支援演出。通过组织动员,剧组汇集了金山、张瑞芳、白杨、孙坚白、施超等当时的一流演员,演员阵容强大。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询问进展情况,几次亲自到现场观看排演。他还专门请两个主要演员到红岩村朗诵《雷电颂》这段。周恩来对这一段非常赞赏:“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要求演员“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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