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堑河濒,山东凤翔秦雍城仔址东区考古侦察

   
位于陕西凤翔的秦雍城遗址总分布范围达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地和郊外宫区组成。全面回顾多年来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成就,有一个理性认识,尽管对后三者的工作尚未做完,但下一步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唯城址区既往“宏观”工作虽已获得诸多重要发现,但从“微观”角度看,对其整体轮廓与布局了解程度不够,细部内涵不清晰,也不全面,尤其对有些传统重要发现如城区道路系统尚存诸多争议。鉴于此,我院遂将对城址区考古调查列入近三年(2012—2014)重点目标任务,这也标志着对整个秦雍城遗址阶段性保护考古工作较为圆满的收尾。

     去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秦雍城遗址城址区整个幅面进行了“微观”性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取得了重要发现。这是记者今天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的。

 

确认了东城墙与南城墙东部的走向、结构与构筑年代

    确认了东城墙与南城墙东部的走向、结构与构筑年代  
经过对在局部城墙遗迹点的梳理,将点连接,形成城墙基本走向;经解剖性勘探,发现城墙墙体宽度为8~14米不等,其工艺流程与构筑方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构筑;在墙体夯土内发现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城堑河濒”实景考古新发现
以往诸多考古发现无法证明早期秦国有筑城墙的实例,而从秦公陵园兆沟的发现中则形成了当时以大河、沟壑作为城周环护设施的观点。此次考古调查发现初期雍城则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同出一辙,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

   
此外,依照瓦窑头可能系目前雍城营建最早宫区建筑这一认识,可以推断这里可能为文献所说的“雍太寝”,即“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所在。

    城内“国人聚落”与城外国人墓地间可能存在对应关系 
结合近年在城外周边多处国人墓地之发现,除改变既往认为国人墓地仅分布于雍城城址南郊的观点,而确立在城外四周皆有分布的新认识之外,同时各个国人墓地之间也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说明当时秦人实行的是聚族相葬,即一个族群一个墓地。而这种差异则说明其来源背景是不相同的,不同的族群充分体现了当时秦人的文化多元结构与特征。在城外的每个墓地可能对应着临近城中的某个“国人”聚落。

城内可能存在农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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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光明日报

    城址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化平台
根据“十二五”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应采用多元化方法的方法与理念,目前已正式建立了“秦雍城遗址GIS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旨在将类似城址的所有雍城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全面进入该系统。

城址东南角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被发现

 

城内“国人聚落”与城外国人墓地间可能存在对应关系

 

   
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在约11平方公里的城址范围内,各聚落之间有成片的广阔土地,除发现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时期城中居住或工场遗迹,推断其用途为农田占地,如此宽阔土地面积可支撑城中的粮食供给,尤其在战事紧张时刻显得尤为重要。雍城数条河流与丰沛的水资源,以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又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多元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力,成就了秦公让“子孙饮马于河”的东扩愿望。

 
调查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领队:田亚岐   

   
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

    城址东区遗存点数大幅增加 
该区域内既往调查工作仅获得极少有关东城墙及南城墙东部夯土结构以及城内遗迹的点状信息,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其数量由早先6处增至32处,而且对遗迹点的属性判断较为清晰。不仅如此,不同属性遗迹点所形成面状组合如聚落结构,点线组合如城墙、古河道与古道路等。

   
秦雍城有无外廓城一直是对其整体布局探讨的重要目标之一。外廓城有两种概念,一是大城中的小城,即在目前遗址城址之内的宫区找内城墙;二是大城之外的小城,诸如此前发现的城西塔凌建筑遗址、“年宫”、“橐泉宫”建筑遗址,它们是否具有外廓城性质,值得进一步探索。

    城址东南角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发现 
该建筑残长186米,系组合式结构,显现“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雍城城址中区马家庄发现的朝寝建筑外形相似,但结构复杂,又与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根据文献记载及参阅相关研究,这组建筑由外及里可释为五门、五院。有屏、门房、厢房、前殿、大殿、寝殿、回廊、偏厢房、阶、碑、阙等建筑单元。从所处区域地层堆积及采集建筑板瓦、筒瓦判断,该组遗址应早于马家庄朝寝建筑,而晚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建筑遗址的年代,属雍城早期宫室建筑。这一发现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为寝庙合一模式,后来发展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再演变到后来咸阳时期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于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情形。这一发现为探讨秦国城市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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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局部城墙遗迹点的梳理,将点连接,形成城墙基本走向;经解剖性勘探,发现城墙墙体宽度为8—14米不等,其工艺流程与构筑方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构筑;在墙体夯土内发现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定都雍城近200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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