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红卫兵内斗孕妇遭赤身捆绑冻死野地,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原标题: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日本红卫兵内斗孕妇遭赤身捆绑冻死野地

撰文:刘柠

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1968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日本,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受红卫兵运动影响,日本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卫兵”。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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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左翼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列岛的活动空间。1975年,是这两党政客们的黄金年代,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县长均由左翼政党囊括,其中包括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长崎、神户等大城市。

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左)先生、刘迟先生合影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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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卫兵”,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泽东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学成后,像切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日后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日本赤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度风云际会的日本左翼运动的畸形变种。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以重信房子为头目的“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日后长期活动在中东地区。

缘起:“白鸟事件”

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在1970——1971年间,成了“联合赤军”的训练营地。青年们在此磨灭个性,消除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彻底“革命化”。军事训练之余,他们用日文吟诵毛的诗词《长征》、《井冈山》,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已进行的“九次路线斗争”,为中国军队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建军节,争得脖子上青筋毕露。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他们内部也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日后,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带里,发现了14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经事后审讯被俘的“联合赤军”分子,证实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坚定,或是言行被怀疑,而遭到自己“同志”的清洗。其中一个,只是因为戴了耳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遭活活打死。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围了浅间山庄。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与这支强大武装力量对峙的,只是“联合赤军”的五名青年,他们手中扣押一名人质。警方先是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警方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后者毫无反应。警方请来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看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心理学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呆了两天走了。警察不得不发动威慑性攻势,后者坚不投降,以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对抗着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全岛有92。2%的观众,通过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片一片压过了雪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政府显然不想将这些“迷途的羔羊”置于死地,双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里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机、电视机,都在播送一条惊世骇俗的消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警方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动用飞机,把3名青年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在现场声泪俱下,用话筒呼叫孩子。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喊道: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们,回家吧!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坂东国男遂向母亲开枪,但其余四人放弃了抵抗。不久,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棵树上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内称“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浅间山庄事件得以收场,及随后暴露的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让日本青年受到的心灵震撼,可能仅次于当年他们的父辈在“玉音放送”里听到日本战败。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此进入低潮。赤军也作鸟兽散,唯有其志不死的“日本赤军”,因为再也得不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得不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当年广大的激进青年,在痛苦地经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哗期后,或是如暴烈了一个夏天的蝉,在深秋霜天的阵阵寒意中,渐渐地干成一个标本。1972年至1975年间,一些“68年世代”,因为对“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再有社会的歧视、工作的无着等,飞蛾扑火一样走上了不归路,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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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里发现,1955年便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日共”七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任名誉主席的野坂参三,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竟出卖“日共”另一位领导人山本悬藏,致使其被“契卡”处死。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了野坂参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岁礼物”——开除出党,这份“礼物”,却没能挽救“日共”自身暮云飞渡的颓势。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参考书目《粤海风》2008年第3期。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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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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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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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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